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進程中，李達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人物。李達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其思想也發生過一些並非不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正好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方式變化的直接表征。
1.《現代社會學》中的唯物史觀
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大致上可以20世紀20年代末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以《現代社會學》為代表，後一階段則以《社會學大綱》為代表。前一階段的思想主要受日本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後一階段所受影響則比較複雜，既有原來來自日本的影響，又包含了新的來自蘇俄的影響，還有直接通過對馬克思原著和歐美其他學者著作的研讀而受的影響。
比之其他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達所受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訓練可能是最係統完整的。他1912年考取留日官費生，1913年赴日留學，先集中精力學習語言，先後掌握了日語、英語和德語。1914年因肺病回國，三年後病愈，於1917年再度赴日，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習采礦冶金。此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他感到振奮，並由此知道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列寧主義。由於心所向往，他也就開始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過程。隨後的1918年，為反對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李達作為領導人之一率“留日學生救國團”赴京示威請願。這次行動的失敗使他“深切地覺悟到：要想救國……隻有由人民起來推翻反動政府，像俄國那樣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這條道路，就要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俄國人的革命經驗”。於是，他在1918年重返日本時，“就停止了物理數學的學習，專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30]。在這一段時間裏，他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以及當時日本人寫的關於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的著作。五四運動爆發後，李達雖在日本，但密切關注國內形勢，並撰寫文章，介紹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時期，李達還翻譯了高畠素之著的《唯物史觀解釋》、柯祖基（考茨基）著的《馬克思經濟學說》、郭泰著的《社會問題總覽》三本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並寄回國內出版。1920年夏天，李達回國。到上海後即投入建黨工作，參與籌劃黨的一大，並在會後擔任中央宣傳主任，主編《共產黨》月刊，主持創辦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著作。1922年秋，李達辭去中央工作，應毛澤東邀請，返湘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開始專心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與教學。李達在此係統講授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923年湖南自修大學被封閉後，李達又去湖南法政專門學校任教，講授唯物史觀。1926年秋，應鄧演達邀請，任武漢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總教官，並講授唯物史觀。1926年，李達在數年講授唯物史觀講稿的基礎上，著成了《現代社會學》一書。該書可以說是李達這一時期理論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在係統性、深刻性和現實性上，也代表了當時唯物史觀研究和宣傳的最高水平。該書1926年由湖南現代叢書社出版，1928年11月，由上海昆侖書店重出修訂版，至1933年，共印行14次，在革命者中廣為流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轟動了當時的思想界。鄧初民回憶說，當時的革命者“幾乎人手一冊”[31]。1929年出版的《社會之知識基礎》，則是在《現代社會學》基礎上撰寫的，對後者有所發展。關於《現代社會學》一書的特色，陶德麟教授說：“第一，此書比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包括李達本人）以前闡發唯物史觀的論著更具有全麵性、係統性和深刻性”；“第二，此書在聯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方麵的成就也是前所未見的”；“第三，本書的論述方式也體現了中國特色”[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