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體係化的開創者。而從瞿秋白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方式出現了一種轉變，呈現出了一種體係化的趨勢。由於種種機緣，瞿秋白成了這一轉變的開創者。
1.瞿秋白的曆史機緣
瞿秋白出身書香門第，天資聰穎，多才多藝，從小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富有同情心。後來家道中落，體會到世態炎涼，在苦悶彷徨之中，來到北京。但苦於家境貧困，無力入北京大學學習，於是1917年秋入不收學費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學習。其時受時代潮流之影響，特別是作為俄文專修館學生代表參加五四運動，使其思想漸趨激進，產生了改變這個不合理社會之理想。通過文學翻譯活動，特別是對俄國文學的譯介，使其思想進一步變化。後來在《餓鄉紀程》中回憶這一段思想變化時，他寫道：“從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為自己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正在此時，“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卷入漩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而這當中，“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4]。在文中瞿秋白還談到，此時他和朋友們的思想漸漸趨重於哲學、人生觀方麵。但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仍是唯心的，而對唯物史觀的意義還不明了。此時，雖然他在寫於1920年3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盛讚“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響”，而且也試圖用一種看上去很像唯物主義的理論解釋俄羅斯文學的變化[5]，但總的說來，他的思想還處於各種思潮的影響之中，當然，社會主義已占有主導性之地位。這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樣，“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正在這時候，瞿秋白應北京《晨報》之聘，以該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蘇聯采訪報道。正是在蘇俄學習、思考、探索期間，瞿秋白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轉變也是他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在進入俄國之時，他就明確：“身離赤塔，不日入‘赤國’，我實行責任之期已近，自然當立此原則。從此於理論之研究，事實之探訪外，當切實領略社會心理反映的空氣，感受社會組織顯現的現實生活，應我心理之內的要求，更將於後二者多求出世間的營養。我的責任是在於：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人類文化之一部分，自舊文化進於新文化的出發點。”[6]為此，瞿秋白還與同行的俞頌華作了分工，由俞頌華負責通訊工作，他則作有係統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麵的研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