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史上，但凡實現了重大理論創造的哲學，都無例外地表現為，一方麵，這一哲學所處的時代客觀上麵臨著社會及文化上的重大轉折；另一方麵，處身於這一時代的哲學家在其所創造的哲學中主觀上又充分地表達了其時代文化的實際情況。就客觀方麵而言，當代中國正在經曆著一種數千年未有的社會及文化的巨變，而這無疑使哲學麵臨著一種創造的時機，但就主觀方麵而言，哲學家們似乎尚未把握住時代的文化實情。這就有可能由於人們回避了文化的實情而延誤或錯失了哲學創造的時機。因此，當代中國哲學若欲實現一種理論創新，首要的問題便是必須直麵當今中國文化之實情，並在自己的理論創造中將這種實情表達出來。
1.哲學創新的曆史機遇
簡單地回顧一下中西哲學史，便會發現，並不是每個時期都有耀眼的創造性哲學出現，而是隻有少數幾個時期才發生了足以影響數千年的思想創造。其所以如此，蓋因為哲學並不是人們茶餘飯後閑情逸致的消遣品，而是人類對自身生活中重大根本問題的反思，是對於生活中問題的一種象征性的表達和象征性的解決。一種哲學，無論看起來多麽超凡絕俗，多麽晦澀抽象，都是深深地植根於人類現實生活的。但現實生活並非時時需要哲學創造，而是隻有在特定時期才有這種需要。人類生活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基本生活方式穩定的常規時期，一種是基本生活方式發生斷裂或躍遷的巨變時期。在前一種情況下，既然基本生活方式大致上是穩定的，那麽，人們對於生活中所遇到問題的解決也就可以沿用已經生活證明是成功的既有模式，至多也隻需要作一些小的修改，而無須創立新的尚不知其效果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哲學作為對於人類生活中重大根本問題的反思，也就一般地處於某種常規狀態，即在某種既有的範式下對問題進行細化或對既有範式作非根本性改良。而在後一種情況下，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麵對這種變化，在既往生活中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模式已變得不再有效，對之作非根本性的修補也無濟於事，而是迫切需要創造一種適應變化了的生活方式的新的解決問題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哲學作為對於人類生活中重大根本問題的反思，也就必不可免地要麵對這種巨變，表達這種巨變，並創造出新的象征性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時候，哲學革命的時期就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