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我國西方哲學研究在經曆了約八十年的曲折曆程後，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左”的禁錮的解除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出現了新的生機。
改革開放涉及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許多方麵，但首先必須有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開放，而這意味著必須克服它的被扭曲的形態，在更高的基礎上恢複它的本來意義。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是這樣一種既恢複了馬克思主義的本來意義，又體現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趨勢的理論；而它的根本之點正是要求打破各種僵化的教條，強調立足於現實生活和實踐。20世紀70年代末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討論之所以能引起廣泛注意和發生深刻影響，就在於它正好體現了鄧小平理論的要求，遠遠超越了單純的認識論問題的範圍，而涉及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重新理解為馬克思本人所強調的那種意義，而且要使之體現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
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恢複的，因而一開始就必然帶有對以往的研究加以批判和超越的性質。1978年和1979年先後在蕪湖和太原舉行的兩次全國性大規模西方哲學討論會（這是前所未有的）都具有這種性質。蕪湖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哲學史方法論。除了一般地重新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外，大家特別關心的是如何真正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衝破教條主義的束縛。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對上述斯大林—日丹諾夫定義提出了疑問。太原會議集中討論恢複實際上長期被當作禁區的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大家都原則上肯定了本學科研究具有積極意義，批評了對本學科全盤否定的虛無主義傾向。盡管這兩次會議還隻是對西方哲學研究重新評價的開始，但新的一頁畢竟已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