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學研究與現代中國的政治衝突
西方哲學思潮之傳入中國，從嚴複等人開始，就是出於中國現實的社會和政治變更的需要，因此也必然要受到中國現實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製約，中西哲學和文化的碰撞始終與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衝突聯係在一起。戊戌政變後維新思潮之被禁絕和維新派人士之被追殺，正是中國腐朽沒落的封建專製製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政治反映。
“五四”時期，中國舊的一統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已經動搖，新的全國統一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由軍閥混戰以及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爭奪造成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為當時的多元意識形態格局的暫時存在提供了條件，人們的學術取向較少受某種確定的政治結構所左右，或者說能從多元對抗的空隙中找到某種立腳點，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具有啟蒙傾向的西方思潮由此得以與守舊的封建反動思潮在有限範圍內共存。
然而這種共存中同樣充滿了摩擦和鬥爭。五四運動促使代表了中國社會發展前進方向的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1921），也促使孫中山等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改組了國民黨（1924）。這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也使中國的政治鬥爭出現了新的轉向。在國共聯合的革命力量與反革命的北洋軍閥之間、在國民黨左中右派之間、在國共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鬥爭，這些鬥爭在哲學等思想文化領域同樣表現出來。這種情況在上述科玄論戰中就有所表現。李大釗1927年之死於北洋軍閥的屠刀下更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敵人不僅利用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而且直接用政治暴力來對之封殺。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破壞了國共合作，由此造成國共兩種政治勢力相對抗的政治格局，包括西方哲學研究在內的各種思想文化研究總的說來也受製於這種格局。在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時期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不僅受到限製，大部分時期內甚至被視為非法，西方哲學研究則往往被淪為國民黨的思想工具。在1935年左右進行的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中，“五四”時曾經高歌民主科學的一些人（如馬赫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丁文江）這時卻在加強國家凝聚力、迅速實現統一的借口下，主張實行“新式獨裁”；1940年以後出現的所謂“戰國策”派更把叔本華、特別是尼采的唯意誌論作為獨裁政治的理論依據。與此同時，“五四”時期受到“西學”衝擊的許多舊文化垃圾又被重新搬上文化祭壇，中西哲學和文化的衝突似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倒轉”局麵。如果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源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他後期新三民主義更是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發，那麽他逝世後打著他的旗號的所謂戴季陶主義以及用蔣介石本人名義提出的力行哲學則是重新把某些西方思想（特別是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置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中，這意味著“五四”以前就已遭到維新派批判的中體西用論借屍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