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哲學家如何看待彼此在哲學上的變更問題，從他們互為對方時起就已存在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雙方往往把這種聯係看作外在對立關係。盡管各自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不再適應時代要求的近代哲學思維方式進行批判，並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處境和條件提出哲學發展的新方向，但彼此很少對同時代共同的哲學問題展開探討性的對話，要麽不直接涉及對方，要麽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況下簡單否定或指責對方。我們在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著中較少見到對同時代西方哲學的肯定評價，而現代西方各派哲學在絕大部分時期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要麽不屑一顧，要麽竭力歪曲和攻擊。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很是複雜，作為雙方的社會基礎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是決定性因素，雙方在某些情況下存在的誤解、曲解和偏見也多半由此而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實現哲學上的革命變更時，對德國古典哲學等西方近代哲學，都是既批判它們不能越出為資本主義“理性社會”辯護的階級局限性以及最後必然陷入獨斷論和懷疑論、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等理論的局限性，又肯定它們在促進資產階級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上起過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肯定它們在理論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義或辯證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對於與19世紀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學，他們則很少給予肯定評價，而往往隻是激烈的批判。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當時認為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已經腐朽沒落、甚至行將滅亡，無產階級革命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的決戰時刻即將到來。因此，他們最關注的是指引革命無產階級怎樣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去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不是去探究作為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還能否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動社會進步，當然也不會去深入研究當時的西方哲學家是否還能夠對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學作出某種具有積極意義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對西方哲學的進步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