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整體上對西方現代哲學做出較恰當的評價，首先要考察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哲學發展中所發生的思維方式的轉換（轉型、轉向）的意義。
19世紀中期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流派紛紛宣稱自己開辟了哲學發展的新方向。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方哲學界中各種轉向之聲更是不絕於耳，例如，尼采等人對理性主義傳統的批判與否定，狄爾泰等人之要求建立一種與自然科學方法論不同的精神科學方法論，實用主義之要求以生活和實踐取代對物質和精神本質的探究，現象學運動（特別是存在主義）之要求轉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弗雷格和維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學家之要求把哲學變成語言的用法和意義的分析，釋義學家們之把哲學當作對文本的意義的闡釋，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傳統哲學的消解等，都被宣稱改變了西方哲學發展的方向。這些轉向的具體含義往往有重要區別，但在對傳統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的一些基本觀念采取批判態度並要求代之以一些與之相反的觀念、從而改變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上，它們之間仍然存在著重要的共同之處，後者體現了一種把西方現代哲學和近代哲學區分開來的方向性轉換。這種轉換的基本意義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甚至意味著西方哲學發展上的一種革命性變更？人們的意見還很不一致。我認為，如果從哲學發展的基本方式上將近現代西方哲學實事求是地加以比較研究，似應肯定後一種回答。
1.西方哲學的近代轉型（認識論轉型）及其意義
對於從笛卡爾（甚至可上推到文藝複興）到黑格爾這一段時期（通常稱為近代）的西方哲學，過去大致被歸屬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意識形態而有所肯定。盡管各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大都承認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各以其獨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導哲學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現為人文精神），反對貶低理性、抬高信仰的中世紀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主張哲學應以人本身為中心。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體係可謂是這種精神的典型表現。這種理性主義精神與隨著近代自然科學興起而被強調的科學精神是一致的。當時先後興起的各門自然科學都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意識、理性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認識和研究。而自然科學的勝利也正是理性的勝利。西方哲學史上這一曆史時代因此被稱為理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