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學家中，皮爾士研究得最多、受到影響最大的哲學家是康德，他提出實用主義思想正是受到康德的啟發。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關於意見、知識和信仰（信念）的關係問題，認為人們一般是根據其知識來行動，但經常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我們沒有獲得真正的知識，而問題又比較重要，不能依據意見來解決，在這個時候就需要確定信念。例如，醫生對病勢危殆的病人必須作出處置，但又不知其究竟患何病，這時他就依據症狀作出某種診斷，並把它當作仿佛就是正確的診斷，據此進行治療。康德把這種構成一定行動的實際使用方策的偶然信念稱為實用的（pragmatisch）信念。[6]這種信念的正確性的標準隻有一個：治療上的實際成功。在此康德所謂“實用”與“經驗”和“實驗”同義。康德還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確立了“實用的”和“實踐的”（praktisch）二者之間的區別。前者指技巧和技術規則，這些規則適用於經驗，需要行動和實踐檢驗；後者指先驗的道德律。人們不依賴任何實驗和行動就能對之表示確信，或者說，它無關於試驗的類型是否能夠獲得堅實的基礎。皮爾士不讚同康德分裂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他的“新理論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肯定在理性認識和人類目的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係”[7]。但皮爾士卻從康德關於“實用的信念”以及“實用”和“實踐”的區別得到啟發。也正因為如此，盡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種超越傳統體係哲學界限的實踐哲學，但他拒絕稱其為“實踐主義”（practicism或practicalism），而寧肯稱其為實用主義或實效主義。
皮爾士的實效主義與康德關於實用的思想雖有密切聯係，但又有重要區別。康德盡管提出了“實用的信念”等觀點，他對經驗、實驗等的解釋以及他的整個認識理論也都局限於現象範圍，否定了人的經驗和知識是對外部世界的描繪；但康德在肯定先驗意識活動的能動作用時並沒有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及其對經驗的影響，也沒有否定獲得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的可能性。皮爾士不滿意康德的這種矛盾立場。他曾談道：“我所非常崇敬的康德無非是一個有些含混的實用主義者……但是，自在之物既不能被指出，又不能被發現，從而不能用任何命題來指稱它，也談不到它的真假。因此，關於它的一切指稱都必須當作無意義的累贅而加以拋棄……康德像任何其他人一樣看待空間、時間和他的範疇，從不懷疑它們的客觀性。他之所以把它們限製於可能的經驗是一般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而實效主義者完全像康德一樣承認這些概念中的精神成分，不過是……較之康德，他以某種不同方式更為明確地確定了這種成分怎樣來之於個人的精神……這種既批判批判哲學又承認其對康德的接近的常識主義，肯定有一定理由稱自己為批判的常識主義。”（5.525）皮爾士在此所謂批判的常識主義，指的正是他的實用主義或者說實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