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以前的18世紀曾是法國哲學發展的黃金時代。法國唯物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對現實生活的強調和對理性的倡導造就了當時法國哲學的輝煌。這種輝煌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以理性為旗號的近代哲學的輝煌。馬克思對18世紀法國哲學曾給予高度評價，指出了它的唯物主義和啟蒙主義在政治和哲學上的革命性和進步性：“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唯物主義，不僅是反對現存政治製度的鬥爭，同時是反對現存宗教和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17世紀的形而上學和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特別是反對笛卡爾、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的公開而鮮明的鬥爭。”[1]那些推動18世紀法國革命的政治家，例如，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比爾（Maxinmili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大都是18世紀唯物主義者和啟蒙主義者所倡導的理性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所發動的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正是通過建立一個理性的社會來保障人們的自由和平等，排除以封建專製和違背理性為特征的現存社會的各種弊端。
18世紀末發生的法國大革命不僅得到了包括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內的當時法國所謂第三等級的熱烈擁護，也受到了主張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其他各國的進步人士的高度讚賞。他們認為，這一革命不僅使法國社會擺脫黑暗的封建專製製度，也為其他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光明和自由的希望，甚至被認為是對自宗教改革以來西方就已孕育著的社會和人的發展的理想的肯定。托馬斯·潘恩等美國啟蒙思想家甚至還參與了這一革命。
法國大革命從整體上說，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變更，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一革命並不徹底。法國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廣大第三等級而和封建貴族妥協，激進的雅各賓派在取得政權後隨即又被推翻，後來甚至還出現了路易·波拿巴的封建的反革命複辟，以致法國同當時歐洲其他各國一樣重新為封建貴族所統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從1815年開始，“各國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權。從倫敦到那不勒斯，從裏斯本到聖彼得堡，各國的內閣都由封建貴族統治著”[2]。因此，盡管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不會因封建勢力反撲和複辟活動而失去其劃時代的意義，但這一革命並沒有達到它的推動者的直接目標，更沒有實現理性派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的社會理想。“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