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馬克思本人對馬克思哲學與黑格爾哲學關係的論述，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842年之前。在這個階段，馬克思的思想在總體上處於黑格爾的影響之下。在1837年11月10—11日寫給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寫道：“在患病期間，我從頭到尾讀了黑格爾的著作，也讀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40]
第二個階段是從1843年到1848年。在這個階段，馬克思通過費爾巴哈和國民經濟學研究的媒介，從總體上對黑格爾哲學采取了批判的態度。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批評了費爾巴哈、布·鮑威爾等人仍然在黑格爾哲學體係的基地上活動，並認為“對黑格爾的這種依賴關係正好說明了為什麽在這些新出現的批判家中甚至沒有一個人想對黑格爾體係進行全麵的批判，盡管他們每一個人都斷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爾哲學”[41]。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到《哲學的貧困》蘊含著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體係全麵而深刻的批判。
第三個階段是從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在這個階段，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之前重新閱讀了黑格爾的著作，並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出：“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42]
從上麵這些代表性的表述中，可以引申出兩點結論：一是馬克思係統地研究過黑格爾的著作；二是馬克思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關係是批判繼承的關係。無論是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致力於把馬克思哲學黑格爾化，還是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力圖割斷馬克思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的聯係，都是片麵的、錯誤的。
從《邏輯學》和《自然哲學》的視角來理解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哲學的影響有其一定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