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階段開始於1845年，代表性著述有《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為《提綱》）和《德意誌意識形態》（以下簡稱為《形態》）。《提綱》的主要思想在《形態》的第一章中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後者中，馬克思首次對曆史唯物主義進行了完整說明，也第一次引入了意識形態概念。這兩個“第一次”已足以使該部著述凸顯其重要性。但對於很多論者來說，這並非一件顯見的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形態》依然存在著很多缺陷，他們中有人（如戈德曼[1]）還依據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判斷來對該部著述提出更多的批評性意見。在著名的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宣布“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2]。恩格斯在1888年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前言中則更加明確地指出：“把這幾頁稿子送去付印之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重讀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一部分是解釋唯物主義曆史觀的；這個解釋隻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麵的知識還多麽不夠。”[3]正如戈德曼所指出的，1888年的恩格斯如果發現了手稿的真正旨趣，他完全可以將之付印。但他沒有這樣做，這一態度貶低了《形態》的地位，致使其被遺忘了四十多年。
還有論者（如埃徹維拉）走得更遠，認為《形態》是一個在概念上存在問題的文本，因為它尚缺乏三個關鍵性概念，這就是生產關係、生產手段的私有製和勞動力。而且，對具體的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方式也缺乏曆史分析，而恰是這一具體分析對於解釋意識形態現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阻礙了馬克思采用更恰當的方式來解決相關問題。[4]就意識形態概念本身來說，麥卡尼指出了《形態》的爭議點，即認為它“應該被視為主要是一部‘理論性’著述，而非‘文化史的章節’。因此，不得不‘認為這不是一部對意識形態進行理論說明’的著述，實際上它‘也沒能提供一個明確的定義’”[5]。麥弗姆繼而也抓住了馬克思的照相機比喻以揭示其不足：在他看來，這個比喻意味著“所有的思想都是對現實之‘物’的歪曲再現”，而由於顛倒了現實之物，“再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純粹的虛幻’……和‘純粹的附帶現象’”[6]。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意識形態理論應該在《資本論》中尋找而非在《形態》中。這一立場應和了阿爾都塞的觀點，即在阿爾都塞看來，《形態》中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實證主義的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在這裏，“意識形態被視為一種純粹的虛幻、純粹的夢想，也即無。它所有的現實性都外在於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