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時， 曼海姆提出， 在特定時刻， “探尋現實”的座右銘就是“思想應該不多不少地涵蓋它活動於其中的現實”[1]。意識形態和烏托邦都是對現實的歪曲，因為前者掩蓋了現實，而後者則超越了界限。馬克思主義則相反，認為如果不突破現有的界限就無法準確地界定現實。一種觀點認為，人類並非囿於對已存世界的理解之中，也不是就當前而理解當前（換言之，人類是超越當前來理解當前的）。人們可以提出一種假想的社會狀況、一種完美的社會模型。盡管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認為是一種曆史的未來，但卻可以當作一種衡量當前社會現實和檢驗所有主張的有效性的範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人類實踐不斷地推陳出新，因此對當前存在物的準確理解隻能訴諸曆史的未來而得以實現。[2]
哈貝馬斯似乎采取的是第一種立場。因為對他來說，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承擔的任務是係統地限製交往（在未被發現的情況下）：
因此，隻有從壓製普遍利益的模型出發，並且將某一時期的規範結構與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經過話語形成的規範係統的假設狀態進行比較，一種具有意識形態批判特征的社會理論才能確定社會製度係統中所固有的規範權力。[3]
有趣的是，這種理性共識在其中得以達成的理想狀態，並不僅僅是可以檢驗所有主張之有效性的最終的真理標準；而且，在哈貝馬斯看來，也涉及某種社會組織類型（即話語實踐可以在其中達成共識的社會組織）的假說。“理想的言談情境”將真理與自由和正義聯係在一起。由於這一理想狀態（在這裏，真理、自由和正義得以可能）可望出現在所有言談活動中，因此意識形態批判正是在這一語言結構中找到了其規範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