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指出，“決定”超出了純粹設限（由客觀條件所設）的範圍，而主要關注的是物質生活的實踐生產，這同時也是知識生產的資源。正是經由且在實踐之中，（分化為階級的）人們生產出社會現實和力圖表達這種現實的意識形式。有必要了解的是，這些意識形式並非僅是對某種業已存在的社會現實的再表達，而是力圖對這一現實進行生產。他們（在這個意義上）擁有一種不可還原的實體性，這使得他們可以在（起初生產他們的）具體社會現實解體後依然存續。所以，從社會意識形式曾是在社會現實生產過程中被生產出來的這一意義上來說，社會意識形式就是被決定的。馬克思認識到，這是他的決定概念中最難的部分，因此在與古希臘藝術相關的論題中對此予以表述：“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麵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1]。
可惜的是，馬克思並沒有就此展開詳細論述，為數不多的幾處論述出現在與人類曆史的兒童期所固有的迷人性的相關討論中，且顯然不夠充分。正如考斯科（Kosik）所指出的，問題變得更具有一般性，也更加關注於思想和藝術的譜係與有效性之區分上。[2]在另外一個不同的文本中，當討論拉維斯通對李嘉圖的批判以及（更一般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時，馬克思似乎承認了這一區分。拉維斯通的觀點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機器、奢侈品、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及文學和藝術的生產，已作為與工人階級利益相左的力量而出現，這導致了非工人的休閑生活方式，並因此形成了一個與工人無關的所謂平等主義的社會。馬克思對諸如此類的論調作了如下批判：
在這方麵他們雖然是從相反的一極出發也具有政治經濟學家們的局限性，即把這一發展的對立形式和這一發展的內容本身混淆起來。一些人為了這種對立的成果而希望這種對立永世長存。另一些人則為了擺脫對立而決心犧牲在這種對立形式範圍內產生的成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