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上層建築想象似乎麵對的是一個有限的選擇。由於“固定”了社會各層麵，它就隻能要麽提出對各個層麵之間互動關係的一種多元論的理解（這會導致功能主義）；要麽就是主張一種機械因果論，即認為某一層麵是原因，其他層麵則是結果（這會導致還原論）。然而，馬克思主義傳統已拒絕了這一過於狹隘的選擇，致力於找到一個既保留基礎—上層建築的關係模式又能避免走向上述兩個極端的解決方案。這一努力可追溯到馬克思本人那裏。有人反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認為這可能隻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而不適用於封建主義或古典古代社會（在後者這裏，天主教占據至高位置），針對上述反對意見，馬克思回應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並進一步指出，“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1]。
這一回應的意義並不十分明確，但似乎是要說基礎的決定性可與上層建築中的某一層麵相兼容，而且的確也是後者的原因，因為後者會在特定社會形態中發揮空前的重要作用。換言之，經濟的決定作用將不僅是壓製上層建築的效應，也是其效應成為社會實踐的最重要的方麵的條件。結構主義者如阿爾都塞、巴裏巴爾和普蘭查斯還在這段話中找到了區分某一社會形式的“決定層麵”和“控製層麵”的合法性依據，似乎這樣就可以避免還原論和多元互動主義的極端了。這一區分認為，盡管經濟總是最後的決定性因素。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總是控製性因素。經濟有可能會決定其他具有控製性力量的社會層麵（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層麵）。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才既具有決定性又具有控製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