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意識形態當作完全獨立於主體之外的一種客觀存在，那就會引發出這樣一種主客體二元論，即認為主體似乎是被動的，是客體的構建物。這正是高德烈的描述中所呈現的傾向，他認為，意識形態“不是人對現實的誤解，而是現實誤導了人”[1]。根據這一視角，主體不過就是一個支撐物（supports），它們是為適用於特定表述而被“製造出來的”，是特定客觀活動凝結的場所。在馬克思那裏，實踐曾是我們得以在其中思考主客體統一的媒介，因此這裏的實踐獲得了一種獨立於主體之外的客觀性。在馬克思看來，主體是自身實踐活動的產物，同時也正是在實踐過程中獲得了主體地位。在《資本論》中他確信，人通過“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2]。這樣的表述是完全不同於那種認為主體是為意識形態表述而生並在其中得以成為人的論調的。因為在這種論調裏，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種決定性因素，但它本身的決定性問題（即它本身由誰決定）卻不得而知。物質實踐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已被替換為意識形態對主體的決定性作用。這實際上是一種“反人道主義”和“反曆史主義”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
阿爾都塞就致力於證明人道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在其成熟時期的著述中借用科學概念如“社會形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等概念予以替換的對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認為人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卻不是隨心所欲地去進行這一創造活動；阿爾都塞將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和瓦格納（Adolph Wagner）對立起來，認為前者的分析方法並不是立足於人而是從既定社會時期的經濟出發的。[3]根據阿爾都塞的觀點，人作為主體的問題式已被新的概念所替換。不過，正如麥弗姆所揭示的[4]，阿爾都塞提供了幾種不同的“反人道主義”描述，它們彼此之間還互相矛盾。在第一種描述中，他認為：“是群眾創造了曆史，階級鬥爭是曆史的動力”[5]；第二種描述則可分為兩個版本：版本一，“曆史的‘主體’是特定的人類社會”[6]，版本二，“社會生產實踐的真正的主體是生產關係。人不過是這些關係的承擔者、支撐物和產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