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誌意識形態》文本的重大缺席，或許對於肯定性意識形態概念內涵的誕生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它本身卻無法用來解釋肯定性意識形態觀的誕生。對中性意識形態概念演化的任何一種解釋，都必須超越純粹思辨的領域。畢竟，我們不能忘了，理論反思必然是受政治鬥爭影響的，也是受經濟生產形式影響的。在這個意義上，複雜的思想發展過程的根源，不能用純粹否定（在“無”的意義上）或偶然性來解釋，也不能僅僅在理論演化的內部邏輯中得到合理解釋。的確，意識形態概念內涵的演變，固然不能簡單地還原成經濟過程或政治過程，但它們卻一定是與這些過程相關的，而且是以後者為條件的。19世紀最後十年見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關鍵性變革，也即出現了壟斷的、帝國主義擴張。新的政治氣候催生了工人運動和政黨建設，特別是在中歐。
佩裏·安德森已正確指出，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地理軸心從東歐轉向中歐的時代”，與此相應的是“東歐的民眾反對古代社會的反抗活動”。在安德森看來，這一要素“為新理論形式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其直接基礎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政黨組織的建立”[1]。這對我們理解意識形態概念的演化，以及解釋列寧在這一過程中的核心作用至關重要。的確，在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和伯恩施坦那裏，意識形態概念的肯定性內涵已經出現，但隻是到了列寧這裏，肯定性意識形態概念才得以廣泛傳播。毫無疑問，列寧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政治理論的最令人信服和最強有力的創始人。當然，這可部分地解釋為列寧所身處的曆史條件所致。列寧所麵臨的是一個充滿政治矛盾的國家，所以他必須創造“俄國無產階級成功地奪取政權的鬥爭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