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著述在總體上無疑都維護和擴展了他和馬克思共同創建的否定性的意識形態觀。實際上，成熟時期的恩格斯比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更加關注具體意識形態概念。然而與馬克思後期著述（即馬克思在後來的著述中不再具體關注哲學分析，而是將關注點轉移到了資本主義經濟方式中）不同的是，恩格斯繼續回到德國觀念哲學所提出的問題上來，即便是在馬克思去世後，亦是如此。但恩格斯晚年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論述基本與早年保持在相同的框架之中，也沒有試圖就馬克思的經濟分析之於理解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現象的意義作進一步的闡述。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就是恩格斯試圖全麵再訪《德意誌意識形態》“問題”的一個代表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再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1]。一個偶然的機會促使恩格斯重新考察這個未刊稿的舊問題，因此，在不同的“再訪”中，與《德意誌意識形態》的舊公式相關的許多話題被重新提及也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恩格斯就是這樣來對待杜林的，即他批評杜林的經驗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
在批判杜林的過程中，恩格斯指出：“不能把思維稱作人的思維，因而隻好使思維脫離唯一的真實的基礎，即脫離人和自然界，而在我們看來思維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於是杜林先生就絕望地陷入使他成為‘模仿者’黑格爾的模仿者的那種意識形態裏。”[2]杜林的哲學之所以是一種意識形態，乃因其從概念出發來推導現實。“按照這一方法，某一對象的特性不是從對象本身去認識，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邏輯地推論出來”，因此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或先驗的方法。[3]意識形態的“顛倒”在這裏再次出現，但這一次是與杜林構建普遍的道德和司法相關聯。在恩格斯看來，“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製作了一幅歪曲的（因為和它的現實的基礎脫離）、頭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麵鏡上的映象一樣”[4]。杜林之所以是一個“意識形態家”是因為他“從‘原則’出發，而不是從事實出發”，他必須用“自己的臆造來填補那無數的空白，也就是說，隻好用不合理的幻想、玄想（ideologise）”來填補自己體係中的裂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