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一種積極的內涵：緣起
馬克思去世後不久，意識形態概念就開始獲得一種新的含義。這未必就意味著這個概念已喪失了它原先所具有的否定性內涵，但卻無疑興起了一種新的趨向，即它的批判性內涵被置於次要的地位。此時，它要麵對的不僅包括作為社會意識總形式的意識形態觀（其最佳表述為“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也包括彼此衝突的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觀。這一新含義的趨向性演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要想追蹤它並非易事。在這一演變過程的最初階段，意識形態概念在某些具體方向上並未發生係統性重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主要關注的是對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也即帝國主義階段的經濟分析，以期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意識形態在他們這裏並不構成一個理論化的主要關注點——普列漢諾夫可能是一個最大的例外。正如佩裏·安德森所揭示的[1]，執迷於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問題的研究，可能是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特點所在。即便如此，雖然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缺乏對意識形態問題的係統理論性關注，然而意識形態概念內涵的變化卻正是在他們這裏始現端倪。
承認意識形態概念所發生的這一曆史性變化，對於理解後來的經典作家的具體理論貢獻至關重要。意識形態這一術語內涵之演變的最初根源，當可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那裏。當然，這樣說，與我前文中一直強調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秉持的是一種否定的意識形態觀”的看法之間並不矛盾。因為盡管在他們的著述中存在著一條基本的核心線索，但其模糊性卻也的確存在——不對稱的陳述和模糊的界定，這給後來的闡釋者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在馬克思的著述中是找不到明確而獨立的關於意識形態概念的具體定義的，所有相關論述都需要加以綜合考量，以視為給意識形態概念提供的基本要素。這就使得不同的闡述版本之間很難區分出寅卯。因此，須先將模糊的陳述暫時擱置一邊，方可形成一個肯定性闡釋的基礎，也即把意識形態概念界定為社會意識總形式或所有階級的政治觀。鑒於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作為一個一般性概括性文獻的理論重要性和簡明性，它也就成為了這一肯定性內涵解讀的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了。在這裏，馬克思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