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看，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沒有直接探討文化問題的著述，沒有關於“文化”概念的專門定義，也沒有關於文化本質、文化發展規律等問題的係統表述。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曆史理論中，文化與人的實踐本質、自由自覺的活動特性緊密關聯。具體說來，文化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對象化活動中介的有機統一體。文化作為人的本質規定性，是通過人的生存方式呈現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其實就是對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社會體係內人的生存狀態的一種反思。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闡述他們的新哲學與德國哲學的差別時強調，無論對於曆史的分析還是對現實的批判都圍繞著現實的人而展開，“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診斷、對物化的全景批判以及對異化邏輯的超越，本質上就是重新審視現實人的存在和發展，力求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作為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自覺的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是從文化分析的視角對資本主義社會和人類社會發展曆史進行審視和批判的，從而實現了唯物史觀的價值回歸。
一、理性的文化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文化的理解，深受18世紀、19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在他們的唯物史觀中也滲透著對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構。他們從兩個層麵對文化進行了闡釋。首先，從狹義的層麵上而言，文化被界定為“時代精神”、“文明活的靈魂”，它的表現形式是知識、精神生活、意識形態、文化意識、文化觀等。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在更多的意義上是把文化的概念等同於文明。文化泛指人類文明，把文化與社會生活方式、文明形態的變化聯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