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裏所使用的“社會曆史現實”[2]並非一個嚴格界定的、業已規範地運用的哲學範疇，我用以大體上指謂給定時代的人類實踐和社會狀況。我認為，談論社會曆史現實首先關涉到人的實踐活動的狀況，但是，又並非籠統地討論各種形式的實踐活動，而是側重於思考在人的豐富的實踐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係或社會結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3]。在這種意義上，社會曆史現實接近於社會存在這一個概念，但是，其內涵又不局限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而是包括了構成人類社會和人類曆史活動的多樣性的存在。這樣一來，我們所討論的社會曆史現實主要是指在人類實踐活動和曆史活動中所凝聚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領域、社會要素、社會關係等所構成的社會整體的內在結構和運行機製，以及它們對於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內在關聯。在我們看來，這種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社會曆史現實應當是作為社會曆史理論的曆史唯物主義所關注的主要對象。
基於這樣的界定，我們在這裏所要把握的當代社會曆史現實的變化，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實踐形態的發展、社會領域的變化，而是今天的社會曆史現實在基本結構、內在機製、運行方式等方麵的重大變化，以及以社會曆史現實為研究對象的哲學社會科學不同領域相應發生的範式轉變。這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課題。我們首先簡要地對比一下當今時代和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的社會曆史現實的幾個重大變化。應當說，影響或促成當代社會曆史現實深刻變化的因素比較多，其中主要的因素至少包括這樣幾個：科學技術革命性進步以及知識積累的加劇和向經濟政治等領域的滲透、世界曆史進程加速和全球化時代的開啟、信息化時代人類生存方式和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革、文化的自覺與文化整合力的增強，等等。限於篇幅，我們不去具體解析這些因素，而是把它們當作引發當代社會曆史現實深刻變化的前提性因素接受下來。我認為，對於社會曆史理論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社會曆史現實變化至少有以下兩個大的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