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價值取向。在發展理論研究中，比較有影響的學者都無一例外要對這一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像韋伯，盡管把“價值中立”作為科學研究的規範原則，但他也並沒有把價值中立絕對化，並不主張從全部研究活動中排除價值判斷，其“價值中立”是以“價值關聯”為前提的。所謂“價值關聯”，要義是指任何一種人類行動都是由一定的價值支配的，隻有聯係行動者行動的意義和動機才能理解行動的原因、過程和結果。據此，他認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人們行為的不同，其原因就導源於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帕森斯在其著名的關於“行動係統”的AGIL分析框架[25]中和在其社會行動的分析綱要——“模式變項”中，也把價值取向作為社會行動的一個決定性的方麵。研究發展理論的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佩魯曾對傳統的發展模式提出批評，認為經濟增長不等於發展，經濟的進步也不等於社會—人的進步，在增長—發展—進步三者的關係中，“文化價值”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文化價值是決定減緩或加速增長以及檢驗增長目標是否合理的基礎。為此，他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即把人的需要與發展看作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心。[26]總的說來，伴隨發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價值取向問題日益凸顯。這種情況的出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上，都有著深刻的必然性，因為價值取向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民族對社會發展的基本看法、態度、思維方式及其社會成員的行為，而人們的各種行為無不滲透著和受控於一定的價值觀。因此，研究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必須對作為文化核心的價值觀予以深入剖析。
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差異從一定方麵反映了二者在價值取向上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