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不可能離開文化傳統，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發展的“內生”問題。上麵提到的弗朗索瓦·佩魯就認為，“新的發展”應該是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發展。所謂“整體的”，即應該有一個整體的觀點，既要考慮到作為“整體”的人的各個方麵，又要考慮到他們相互依存關係中出現問題的多樣性；所謂“綜合的”，即要使各個部門、地區和社會階級的發展協調一致；所謂“內生的”，即應該充分地、正確地依靠和利用本國的文化以及各種力量、資源。他認為，任何發展的戰略和政策都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不應該照搬別國的模式。“新的發展”不是、也不能是西方所能輸出的模式。因此，“新的發展”與“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是兩個互相製約的方麵。佩魯的觀點實際上是同西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代化理論觀點正好相左的，因為後一種觀點主張，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就在於西方化，引進和傳播西方文明是不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樣的主張完全無視其他國家的國情。可以說，佩魯的觀點代表了當代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向，而且同馬克思注重精神文化與社會發展相互關係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從現實的發展情況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無疑應當建立在內生發展的基礎上，完全仰仗外國資本的推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現代化不是買來的，也不是引進來的，而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推動和發展起來的。純粹靠外源的輸入來啟動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既不是牢靠的，也不是長久的。
社會發展無疑需要“內生”，但什麽叫作“內生”？對此的理解也是大不一樣的。“內生”當然與“外源”相對立，但這種對立不是形而上學的絕對對立。從嚴格的意義說來，內生並不等於自生。並非隻有自生的、土生土長的東西才叫“內生”的因素，並非隻有靠自生的發展才叫內生發展。實際上，在全球化條件下，純粹靠自生的發展來走向現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現實。外源因素固然不能培植起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但對其獲取和利用則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外源的因素隻要通過社會機體的消化、吸收並用來推動社會發展，這樣的發展就是內生的發展。在發展理論研究中，有人常常把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看作是“早發內生”型現代化的國家，而把目前不發達國家看作是“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這樣的劃分在一定意義上是合理的，但要將它們截然分開也是欠妥的。因為從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來看，歐洲之所以能夠衝擊世界，恰恰是因為世界衝擊了歐洲，像中國的四大發明對歐洲近代的興起所起的促進作用就是明顯的例證。所以，歐洲的現代化也不是土生土長的。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決不是單純的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起作用的結果，而是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