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一生致力於現代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研究，但這種研究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西方學者的不同挑戰。如美國學者克利尚·庫馬就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一些最為生動的篇章中，詳細闡述了英雄—騎士式的封建貴族和乏味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深刻區別，（諸如資產階級‘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感情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等等）。盡管據說新社會是從舊社會的母體中成熟起來的，但新生的嬰兒卻明顯地很少有其母親的特征。這真是件咄咄怪事，無論在社會或自然之中都同樣如此”[1]。庫馬不僅批評馬克思采用了割斷曆史的方法，而且批評韋伯也采用了這種方法，認為韋伯同馬克思一樣，都強調這種不連續性：“他的問題是闡述‘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世界的出現，這種精神同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盛行的對賺錢的態度全然不同，而且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同馬克思不同的是，韋伯借助於比較的方法和理解原則，在中世紀晚期的社會中，更深入地尋找資本主義觀點的根源。”[2]且不論韋伯在研究現代社會時是否采用了割斷曆史的方法，現在需要澄清的是，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研究是否持的就是這樣的方法與觀點？
按照唯物史觀，社會發展作為一種自然曆史過程，它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統一。馬克思對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就是按照這一基本觀點予以審視的。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曆史進程，固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麵，但這種進程在一個國家、民族能否順利實現、怎樣實現，這與該國家、民族的實際社會狀況，尤其是曆史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如此，馬克思在考察現代社會時，不惜花費大量精力來比較研究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狀況，剖析這些社會在具體發展演進中的特點及其難易程度。事實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主要是為了揭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巨大變革，突出與以往傳統社會的區別，而決不是借此否定“新生嬰兒”與其“母親”的聯係，否定曆史文化傳統對現代社會的重要影響。因此，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麽“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