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社會發展的動因問題上，一向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外因說，一種是內因說。早在馬克思在世的時代，對於人類最古老的社會形態——原始社會解體的考察，就有兩種不同的思路。當時的俄國學者柯瓦列夫斯基和美國學者摩爾根都對原始社會走向滅亡的必然性給予了具體深入地分析，不同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強調外部的因素對傳統社會基礎的破壞作用，強調私有製和人剝削人製度的輸入對氏族公社的瓦解作用，據此斷定氏族公社走向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摩爾根則強調公社內部生存技術的發展和物質生產的進步推動了財產差別和人與人之間不平等關係的產生，從而造成文明社會對原始社會的取代。這兩種思路在對現代社會研究中也得到了強烈地反應。像西方現代化理論就是一種典型的內因論，它所使用的理論框架是“現代—傳統”，對於許多落後國家遲遲未能突破傳統的界限而進入現代的原因，該論的解釋是，這些社會自身的社會製度和文化傳統阻礙著現代化的進程與發展；要克服這種障礙步入現代化進程，唯一的出路是變革這種製度與文化，向西方看齊。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相反，依附論所持的觀點則是一種外因論，它所使用的理論框架是“中心—邊陲”，認為“邊陲”國家的不發達正是由“中心”圍家的掠奪、控製造成的，因而“邊陲”國家現代化的出路，就在於與“中心”國家“脫鉤”。這兩種思路都試圖解釋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問題，但囿於方法論的局限，最終得出的結論均是片麵的。
馬克思分析的特色，就在於突破了這種內因與外因截然對立的模式，走向新的綜合。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既不是單純內部條件作用的結果，也不是單純外部條件作用的結果，而是內外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對此，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世界曆史”的觀點。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在世界曆史條件下，沒有一個國家與民族能夠脫離世界整體而單獨生存，也沒有一個國家與民族能夠脫離國際環境而孤立發展。世界市場的開拓，國際分工的發展，把各個國家、民族變成了世界經濟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以致各個國家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相互依存、相互競爭的情形。馬克思對此有過一段很好的描述：“由於有了機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印度。在機器發明以前，一個國家的工業主要是用本地原料來加工。例如：英國加工的是羊毛，德國加工的是麻，法國加工的是絲和麻，東印度和黎凡特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於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離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34]這就是說，在生產、交換日益國際化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取決於本國內部的條件，而且依賴於周圍的外部條件。要想封閉起來走向現代社會，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所謂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實際上就是“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向“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狀態轉變的過程，也就是各民族的內部條件與國際外部條件相互滲透、彼此交融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