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筆者已經接觸的材料來看，各國學者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才開始對社會認識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由於這種研究一開始是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學術背景中相對獨立地展開的，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蘇聯學者是從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和反映論的原則，批判資產階級哲學尤其是反對新康德主義入手，並從社會事件可知性和社會發展規律性的角度提出問題和展開思路的。他們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入手，辨析社會認識與社會意識的異同，把社會認識作為社會管理的必要準備，從加強社會管理與控製的角度提出開展社會認識問題研究的必要性。[2]
相比之下，英國學者則更多受到大陸經驗哲學傳統的影響。安東尼·夫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關於社會認識的思考》一書實際上是他《關於認識的思考》一書的繼續。他力圖在自然與社會、自然事實與社會事實、自然試驗與社會試驗、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的對比分析中，在對人的理性、人的行為、人的價值等的探討中揭示社會認識的特點。他上承培根、休謨，中接康德、孔德、馬克思，直麵以波普爾為代表的現代思想家，力圖對現代人類認識中的一些難題作出自己的回答。[3]
大概與其社會的科學與文化背景相關聯，美國學者斯蒂夫·富勒對社會認識論的研究富於實證的色彩。他的《社會認識論》一書從認識論的現代發展入手，在社會認識論與社會本體論的對比中立論，以西方社會中發達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現實為背景，在對現代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尤其是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生態學等的具體考察中揭示人類認識的特點，對知識生產的社會組織和哲學在知識生產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麵具體的分析，在美國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