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認識具有全方位性，不僅指向自然，也指向社會和人自身。過去的認識論研究不太區分不同的對象，研究對於一般對象的認識。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得以係統化、科學化和專業化，而對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則相對滯後。隨著社會實踐的高度化和自覺化發展，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也走向了係統化、科學化和專業化，這就要求哲學認識論的研究也要深化到對於社會的認識，這就催生了社會認識論這個認識論的新興分支學科。
對“社會認識論”進行專題研究，實際上隱含著我們的如下理解：與一般認識論相比較，社會認識論具有特殊的研究對象和性質，或者說，社會認識論視域內的認識對象與自然認識論等傳統理解的認識對象是有所不同的，由此也決定了社會認識論具有不同於一般認識論、自然認識論的特殊性質。我們認為，社會認識論是關於人們怎樣認識社會的學說，它以人們認識社會的認識活動為對象，考察人們認識人文社會現象的特殊活動結構、進化過程和特殊規律。從另一角度看，人們認識社會，又是人類社會總體對自身的自我認識，因此，社會認識論又是對於人類自我認識之謎的哲學探索。社會認識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新興的分支學科，有別於曆史唯物論，在認識論體係中有其獨特的規定和地位。為了推進社會認識論研究，我們有必要對社會認識論的產生、發展、基本規定和結構體係等作一些專門的探討。
1.問題提出：社會認識論的時代生成
據研究，我們發現，國內外關於社會認識論的研究一開始是在不同社會文化和學術背景中相對獨立地展開，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蘇聯學者從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和反映論的原則，批判資產階級哲學尤其是反對新康德主義入手，並從社會事件的可知性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角度提出問題和展開思路。他們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入手，辨析社會認識與社會意識的異同，把社會認識作為社會管理的必要準備，從加強社會管理與控製的角度提出開展社會認識管理的必要準備，從加強社會管理與控製的角度提出開展社會認識問題研究的必要性。[27]相比之下，英國學者則更多受到大陸經驗哲學傳統的影響。安東尼·夫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關於社會認識的思考》[28]一書實際上是他《關於認識的思考》一書的繼續。他力圖在自然與社會、自然事實與社會事實、自然試驗與社會試驗、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的對比分析中，在對人的理性、人的行為、人的價值等的探討中揭示社會認識的特點。他上承培根、休謨，中接康德、孔德、馬克思，直麵以波普爾為代表的現代思想家，力圖對現代人類認識中的一些難題作出自己的回答。大概與其社會的科學與文化背景相關聯，美國學者斯蒂夫·富勒[29]對社會認識論的研究富於實證的色彩。他的《社會認識論》[30]一書從認識論的現代發展入手，在社會認識論與社會本體論的對比中立論，以西方社會中發達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現實為背景，在對現代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尤其是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生態學等的具體考察中揭示人類認識的特點，對知識生產的社會組織和哲學在知識生產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麵具體的分析，在美國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筆者曾與他就社會認識論問題長期進行探討，其成果編譯成《關於社會認識論的對話》（上、下）分別發表在《哲學動態》1992年第4、5期。[31]從這些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社會認識論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