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研究人學的根本特點，是從現實的人出發，研究具體的人。馬克思人學思想的一個突出貢獻，就在於用現實的、具體的人及其曆史的科學來代替對於抽象的人的空洞議論。在馬克思看來，在不同的曆史發展時期和不同的社會集團，人是不同的。特別是在階級社會中，人是劃分為階級的，人性是帶有階級性的。在談到工人和資本家時，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1]在談到黑人時，馬克思強調：“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2]
因此，《德意誌意識形態》、《反克利蓋的通告》、《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對以抽象“人性論”為基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係統的批判。馬克思指出：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說法，“我們都是人”，不要分什麽資產者或無產者，那麽，“為什麽要分什麽人、獸、植物、石頭呢？我們都是物體!”[3]又說，用“全人類”、“人道”等華麗的詞句來解釋曆史，“這隻會使一切實際問題變成虛幻的詞句”[4]。這種宣傳“如果被工人接受，就會使他們的意誌頹廢”[5]。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曆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分析1848年的革命進程時，馬克思認為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民群眾聽信“博愛”的甜言蜜語。1871年他剖析了巴黎公社的錯誤，指出“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隻能歸咎於他們的‘仁慈’”[6]。
是具體的人還是抽象的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馬克思創立和發展唯物主義曆史觀的進程中，他不時地提出這個問題。1880年，他在一篇關於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書評中又強調了這個問題。瓦格納在他的教科書中離開社會生產抽象地談論人、需要和價值，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如果這裏指的是‘一般的人’這個範疇，那末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麵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一種非群居的動物;如果這是一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瓦格納先生就是這樣假設的，因為他的‘人’，雖然沒有受大學教育，但至少會說話，——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因為在這裏，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