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是人類曆史的首要前提，因為所謂曆史無非就是人類生存過程的時間上的延續。用馬克思的話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這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基本的東西，就需要物質生產勞動，人類的第一個曆史事實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勞動。曆史的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曆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係是家庭，家庭本來是滿足人自身的生產的一種社會形式，最初也是唯一的社會關係，而當需要的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人口的增多又產生了新的社會需要的時候，家庭便成為從屬的關係了。而語言和意識，也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1]
我們看到，馬克思在論述社會曆史發展的基本要素、基本前提的時候，處處都提到“需要”，不僅如此，他還處處都把“需要”當作是一種原動力，一種始因，用以來解釋人們的活動。在這裏，馬克思把需要當作是一種經驗的事實來對待的，所謂經驗的事實，就是某種人人都能感知的無須爭辯的事實。馬克思把人的肉體需要看作是一種“自然的需要”，在一些地方他甚至認為這種自然的需要是人和動物共有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語句：“動物隻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隻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隻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隻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於對象。”[2]很顯然，馬克思在強調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本能式的活動相區別的同時，也包含了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相區別的意思。嚴格說來，講動物的“需要”和“生產”，隻是一種方便的擬人化的說法。後來恩格斯就講道：“動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3]馬克思也說過，“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麽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對於動物說來，它對他物的關係不是作為關係存在的。”[4]動物沒有把自身與自身需要的對象區別開來，對象對動物來說就不是它的對象，需要也就不作為需要而存在。隻有人才區分了自身的需要和需要的對象，隻有人的需要才是原本意義的或嚴格意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