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哲學革命不僅改變了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而且改變了哲學研究的對象，使人之存在的曆史性研究成為哲學的中心內容，從而實現世界觀的根本性革命。因為在對人的存在之曆史性的研究中，馬克思從人的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闡明了人與自然的相互生成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就構成了人類的曆史。對馬克思曆史觀的基礎性問題，也必須從生成論的視角進行闡釋。
（一）曆史的起源
對於馬克思來說，曆史的起源問題並不能從傳統的本體論的視角去理解。因為傳統的本體論在闡述世界的起源問題時是在構成的意義上去使用“本體”這一概念的，即認為世界是由一個最基本的單位構成的，然後通過一種無限的還原和追溯的方式，去探尋世界的起源和基礎。這實質上是通過一係列的抽象過程，把現實的世界最終歸結為一個抽象的概念，並將其視為世界存在的基礎。盡管這種傳統的本體論在古希臘自然哲學家那裏表現為一些具體的存在物，如水、火、土、氣等，但在其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則很快就演變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柏拉圖的理念、亞裏士多德的純形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對於這種抽象的還原，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批判黑格爾的思辨方法時指出，“如果我從現實的蘋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實’這個一般的觀念，如果再進一步想像我從各種現實的果實中得到的‘果實’這個抽象觀念就是存在於我身外的一種本質，而且是梨、蘋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質，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話說）‘果實’是梨、蘋果、扁桃等等的‘實體’，所以我說：對梨說來，決定梨成為梨的那些方麵是非本質的，對蘋果說來，決定蘋果成為蘋果的那些方麵也是非本質的。作為它們的本質的並不是它們那種可以感觸得到的實際的定在，而是我從它們中抽象出來又硬給它們塞進去的本質，即我的觀念中的本質——‘果實’。於是我就宣布：蘋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實’的簡單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樣態。誠然，我的有限的、基於感覺的理智辨別出蘋果不同於梨，梨不同於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卻說這些感性的差別是非本質的、無關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蘋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東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東西，這就是‘果實’。具有不同特點的現實的果實從此就隻是虛幻的果實，而它們的真正的本質則是‘果實’這個‘實體’。”[1]也就是說，抽象的思辨獲得的概念本身是非現實的，自然也無法說明具體的、現實的、曆史的存在。因為從這一抽象的概念出發，必然陷入另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說蘋果、梨、扁桃、草莓實際上不外是‘一般實體’、‘一般果實’，那末，試問，這個‘一般果實’又怎麽會忽而表現為蘋果，忽而表現為梨，忽而又表現為扁桃呢？和我關於統一體、關於‘一般實體’、關於‘一般果實’的思辨觀念顯然相矛盾的多種多樣的外觀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思辨哲學家答道：這是因為‘一般果實’並不是僵死的、無差別的、靜止的本質，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區別的、能動的本質。普通果實的千差萬別，不僅對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對‘一般果實’本身，對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義的。通常的千差萬別的果實是‘統一的果實’的生命的不同表現，它們是‘一般果實’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結晶。因此，比如說，在蘋果中‘一般果實’讓自己像蘋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讓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們就不能根據我們從實體觀念得出的看法再說梨是‘果實’，蘋果是‘果實’，扁桃是‘果實’；相反地應該說‘果實’確定自己為梨，‘果實’確定自己為蘋果，‘果實’確定自己是扁桃；蘋果、梨、扁桃相互之間的差別，正是‘果實’的自我差別，這些差別使各種特殊的果實正好成為‘一般果實’生活過程中的千差萬別的環節。這樣，‘果實’就不再是無內容、無差別的統一體，而是作為總和、作為各種果實的‘總體’的統一體，這些果實構成一個‘被有機地劃分為各個環節的係列’。在這個係列的每一個環節中‘果實’都使自己得到一種更為發展、更為顯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後作為一切果實的‘概括’，同時成為活生生的統一體。這統一體把單個的果實都消溶於自身中，又從自身生出各種果實”[2]。顯而易見，思辨哲學家之所以能完成這種不斷的創造，隻是因為他把蘋果、梨等東西中為大家所知道的、實際上是有目共睹的屬性當作他自己發現的規定，因為他把現實事物的名稱加在人用抽象理智才能創造出來的東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後，因為他把自己從蘋果的觀念推移到梨的觀念這種他本人的活動，說成“一般果實”這個絕對主體的自我活動，即把實體了解為主體。這種了解方式就是黑格爾方法的基本特征。如果用這種方式去理解曆史，那麽曆史進程中任何人的因素都會被抽象掉，從而使曆史這一現實的人的生成過程或者變為純粹客觀的、與人無涉的東西，或者變為絕對精神的運動。而馬克思認為曆史不過是人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現實地生成的過程，因而必須從人的本身活動出發去理解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