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發，馬克思重複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曆史觀的指責：“人類的曆史變成了抽象的東西的曆史，因而對現實的人說來，也就是變成了人類的彼岸精神的曆史。”[46]“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學中一樣，也是兒子生出母親，精神產生自然界，基督教產生非基督教，結果產生起源。”[47]“黑格爾把世界頭足倒置起來，因此，他也就能夠在頭腦中消滅一切界限。”[48]
超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地方在於，馬克思此時已經明確了“用真正實物的方式改變實物的現實”的想法：“當我隻是揚棄了這個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為範疇或觀點的存在的時候，也就是當我改變了我自己的主觀意識而並沒有用真正實物的方式改變實物的現實，即並沒有改變我自己的實物現實和別人的實物現實的時候，這個世界居然還像往昔一樣繼續存在。”[49]
在批判了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之後，馬克思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指出：施特勞斯和鮑威爾都隻是分別代表了黑格爾體係的一個方麵，即斯賓諾莎主義的實體和費希特主義的自我意識，因此都是對黑格爾體係的歪曲，並最終無法構成對黑格爾體係的真正突破。他因此認為：“隻有費爾巴哈才是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50]
很明顯，這裏有著對費爾巴哈的過高評價和迷信。但就是在這裏，也有著與費爾巴哈的明顯不同：費爾巴哈理解的作為“現實的人”的基礎的“自然”是作為一切存在物之總和的自然，馬克思理解的作為“現實的人”的基礎的自然卻不僅是作為一切存在物之總和的自然，更是作為人的活動環境的自然。也就是說，費爾巴哈強調感性原則，強調感覺和欲望，竭力證明人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並不可避免地為自然對象所製約。馬克思讚同這個觀點，但認為自然不僅是存在物之總和，更是人類活動的環境，人所需要的對象不僅是自然的產物，更是勞動的產物。這在下麵這段話中有著明確的表現：“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同時也就是人為他人的定在，是他對他人的人的關係，是人對人的社會關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