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筆記》中，列寧不僅從商品自身的“普遍與特殊”的辯證關係來闡述《資本論》的諸範疇，而且從認識的一般進程來看待《資本論》的邏輯。在《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中，列寧寫下：“概念（認識）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現象中）揭露本質（因果、同一、差別等等規律）——整個人類認識（全部科學）的一般進程確實如此。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以及曆史\]的進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思想史的概括。從各門科學的曆史來更具體地更詳盡地研究這點，會是一個極有裨益的任務。總的說來，在邏輯中思想史應當和思維規律相吻合。”[72]對此，列寧還具體地寫下，“商品—貨幣—資本”、“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資本主義的曆史和對於概述資本主義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73]，“開始是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常見的、最直接的‘存在’：個別的商品（政治經濟學中的‘存在’）。把它作為社會關係來加以分析。兩重分析：演繹的和歸納的，——邏輯的和曆史的（價值形式）”。 “在這裏，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實即用實踐來檢驗。”[74]在這裏，列寧通過對《資本論》邏輯結構的概括，展現了《資本論》的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致”。
列寧認為，《資本論》作為“邏輯”，是“因為每一門科學隻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來把握自己的對象”（黑格爾），因此“任何科學都是應用邏輯”[75]。《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運動的邏輯，就是馬克思以經濟範疇（商品、貨幣、資本等等）的邏輯運動所把握到的資本運動的邏輯，也就是馬克思以思維的規定所把握到的“現實的曆史”的規定。列寧在《邏輯學》“本質論”的摘要中，在摘錄黑格爾關於“思辨的思維就在於它能把握住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而不是像表象那樣受矛盾支配，並且讓矛盾把自己的規定不是化為他物就是化為無”之後，寫下這樣的評語：“必須揭示、理解、拯救、解脫、澄清這種實質，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這一點。”[76]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正是以“矛盾”的具體的規定性來分析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並進而分析形成商品二重性的勞動的二重性，從而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及在此基礎上構成的剩餘價值論。列寧認為，《資本論》的這種研究方式和敘述方式，正是表明“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形式運用於政治經濟學”[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