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曆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曆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裏，唯物主義和曆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1]費爾巴哈的局限性，並不在於他較少地探討曆史問題，而在於他沒有把“現實的人”當作“在曆史中行動的人”，在於其本體論內在地缺失曆史原則。費爾巴哈的理論困境表明，沒有唯物主義的曆史原則，曆史領域就是唯物主義者所通不過的領域，或者，就是他不能作為唯物主義者而通過的領域。隻有能動的“活動”，才意味著真正體現發展的曆史原則；隻有“感性的活動”，才意味著真正現實的曆史原則；隻有依循現實的曆史原則，主體才可能被理解為“在曆史中行動的人”，從而“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的科學”才真正成為可能。
一、曆史：黑格爾與馬克思
把曆史作為基本的哲學原則來加以闡述，在近代是從維柯的《新科學》發端的。維柯草創的曆史原則，是在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被發揚光大的。它首先在康德那裏得到了批判的分析和發揮。其一，被維柯稱之為神學的東西，康德把它理解為理性的形而上學；從而維柯所謂“天神意旨”的必然性，應當成為邏輯上的必然性（先驗邏輯的必然性）。其二，康德在消除維柯的那種神學的不徹底性的同時，也瓦解了曆史理論和曆史原則的原始和諧（科學和道德的區分，特別是本於現象和本體之分的曆史學和道德形而上學的區分）；先前物理原則和曆史原則的差別，現在也被發展為對立——盡管康德要求使“整個機械作用”從屬於目的規則的係統這一觀念，但對立已被意識到並被明確地指示出來。其三，維柯籠統含糊地歸之於神意的那種客觀必然性，在先驗邏輯的範圍內被歸之於概念的聯係。因此，在康德取消自然神論之客觀性的同時，他把聯結中的必然性轉變成這樣一種必然性，它“完全和事物的原來所有的性質無關而是關於我們概念的聯係的”，因為“理性的原理乃是理性能夠隻作為主觀的原理來使用的東西”，也就是“準則”（Maxime）；而鑒定有機體之固有目的性的準則具有精神這種目的性的普遍必然性（即康德意義上的客觀性）。另外，雖然自然目的論的證明不是出自經驗上的證據，卻是出自在每一個人心中的“道德的證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