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本質重要地要求深入於市民社會的現實生活領域，從而也要求在理論上批判地深入於政治經濟學這門市民社會的科學。在這裏，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聯盟”穩固地出現了，並且表現為一種絕對的必要性。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本體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進入到這一“聯盟”中去。離開了這一聯盟，就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不可思議的一樣，其哲學本體論的革命性變革也是不可思議的。《巴黎手稿》內在地包含著這一“聯盟”，它體現為一個雙重過程：由政治經濟學批判而達於哲學批判；由哲學批判而達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因而這一雙重過程可以概括為“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這一雙重批判為馬克思的本體論革命做好了最為切近的準備，以至於我們得以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見到“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
作為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邏輯後承，《巴黎手稿》首先特別地把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一個哲學任務提示出來。如果說政治經濟學（即國民經濟學）是對市民社會的經驗現實——“私有財產”——在理論上的肯定，那麽，對於市民社會的解剖就離不開這門科學。但是，國民經濟學對於市民社會本身是完全非批判的，因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既意味著對其經驗現實即私有財產的批判，又意味著對其理論表達——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在這裏，如果把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僅僅理解為作為知性科學（或經驗實證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那將是完全不恰當的，幾乎必錯無疑。它正應當被理解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的副標題）。
一、國民經濟學的二律背反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序言中寫道，“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48]。而這一批判性研究首先觀察到的是：國民經濟學的原理實際上由於“自身支離破碎的原則”[49]而陷入了內在的矛盾狀態。這種內在矛盾的狀況由國民經濟學的一係列“二律背反”而得到明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