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本體論立場的轉變過程中，費爾巴哈所產生的——一度是決定性的——影響，是非常確鑿和清晰可見的。費爾巴哈由感性對象性原理而達成的關於“現實的人”的本體論思想，在馬克思《德法年鑒》時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確的響應和堅決的貫徹，從而徹底取代了《博士論文》把人的自我意識理解為最高神性的本體論立場。這意味著馬克思在哲學上進入到“費爾巴哈的總問題”之中。如果說馬克思這一本體論上的改弦更張在《德法年鑒》時期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那麽，這個決定性轉折的思想準備則醞釀於《萊茵報》時期，並特別地取決於這一時期的兩大思想史事件，即（1）與“自由人”的決裂；（2）令人苦惱的“物質利益”問題。
一、與“自由人”的決裂
1842年1月，馬克思以他的卓越駁論《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開始了政治活動生涯。大體說來，以此作為開端，馬克思由哲學批判轉向社會政治批判，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他寫了評書報檢査令的文章以後，他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而不再到《軼文集》上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1]然而盡管如此，我們更感興趣、同時對於我們的主題來說更重要的，仍然是這種社會政治批判的哲學立場，特別是這種哲學立場的本體論基礎。
毫無疑問，《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政論是依照18世紀的啟蒙精神來撰寫的。但是，如果以此為根據而斷言，馬克思當時隻是康德—費希特派，那麽，這個斷言就是不完整的，在哲學上尤其片麵。隻要仔細考察一下馬克思這一時期的論文，就不難發現，黑格爾的“因素”決不是在削弱，相反倒是在加強。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所開展的社會政治批判，至少在哲學立場上，是此前的批判原則（主要體現在“自我意識”概念中）和現實性要求（主要體現在特殊地保持黑格爾的“思有同一”原則）之合乎邏輯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