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代表人物的不同闡釋
第二國際理論家在所謂“基礎”問題（首先是在本體論原則）上的妥協而讓渡出來的地盤，很快便為另一種闡釋方向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占據。於是，我們看到，在最初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的反撥性襲擊中，正像馬克思哲學“基礎”的本質性要發生原則的遷移一樣，它在依循思想史闡釋的定向方麵同樣勢必要發生原則的遷移——最最簡要地說來，幾乎是以口號的方式說來，那就是：從費爾巴哈遷移到黑格爾。而這一遷移的目標與指向，乃在於“恢複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於是我們又看到，大規模的進攻性襲擊首先並且主要地發生在有關馬克思理論的性質方麵，首先並且主要地針對著知性科學闡釋路徑的實證主義方向。
這一批判性反撥首先直接針對著“普列漢諾夫等人”過高估計了費爾巴哈的中介作用；其次，排除或否定這種被過高估計的中介作用采取了一種“褫奪”的激進方式，亦即在“基礎”的本質性方麵幾乎全麵終止費爾巴哈的重要性或意義，從而在哲學史的表述方麵依循“馬克思直接銜接著黑格爾”來製定方向；最後，這一哲學原則上的轉向，實際地服務於清算第二國際“庸俗馬克思主義”這一目的，亦即服務於清算第二國際理論家以實證主義和知性科學替換並閹割馬克思哲學之“革命本質”的圖謀這一目的：“因為黑格爾辯證法的複活狠狠打擊了修正主義的傳統。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學’的名義把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切遺跡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論上的對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過是要維護這種修正主義傳統。對任何想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說，恢複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傳統是一項迫切的義務。《曆史與階級意識》代表了當時想要通過更新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複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也許是最激進的嚐試。”[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