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試圖界定現代性現象的含義：“一種普世性的轉換每一個體、每一民族、每種傳統社會製度和理念形態之處身位置的現實性（社會化的和知識化的）力量，導致個體和社會的生活形態及品質發生持續性的不穩定的轉變。”[1]這種界定揭示出現代相對於前現代所具有的某種複雜性。然而，馬克思和韋伯麵對複雜的現代性現象卻力求實現一種總體性的把握，兼顧到這一問題的物質層麵和觀念層麵，無論他們是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統一，還是將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相統一，都是在這種總體性的關照下來揭示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而絕非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因素的考察。這種對現代性的總體性考察，並不能消除兩人的思想分歧，現代性批判的存在論基礎在兩個人那裏具有不同的含義。他們研究路徑的分化，源於對現代社會生活中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