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開啟了現代性批判的問題域。他不是先在地設定本質，賦予現代性以某種內在的規定，而是從現代性問題最基本的物質規定性和觀念規定性入手，將現代性這一現象首先分解為存在論基礎與意識形態兩個層麵的問題，從問題出發展開研究，而不是從體係出發展開研究。現代性問題的物質規定性和觀念規定性在馬克思那裏並不是等量齊觀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決定性地位，意識形態不過是社會存在的“觀念副本”而已。然而，我們所言的存在論基礎並非僅僅是指物質層麵的考察，因為無論是馬克思還是韋伯，從來都沒有承認過用經濟因素來解釋全部現代性現象的合法性，都試圖在某種總體性的關照下來揭示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無論是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統一，還是將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相統一，都涉及對社會曆史的一種複雜性理解，這是馬克思與韋伯曆史觀的深層契合之處。[57]如果將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等同於對現代性的物質層麵考察，無疑會遮蔽現代性批判的理論視域。
馬克思通過對現代性現象的反思，深入到現代性的本質之維。在他看來，現代性是建立在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商品—貨幣—資本邏輯運動的產物，這就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采取了物與物之間關係的“虛幻形式”，其本質乃是一種“物化”。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規定了這一“物化”的基本維度：“個人在其自然規定性上的物化”和“個人在一種社會規定（關係）上的物化”[58]，一個在生產領域，一個在商品交換的社會關係領域。韋伯把現代社會理解為合理化的產物，合理化構成其分析現代性問題的主要維度，這一原則不僅貫穿現代社會生活，還體現在現代商品生產過程之中，這在某種意義上回應了馬克思對現代性本質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