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韋伯的時代相隔近半個世紀，但他們的生平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以韋伯晚年具有總結意義的《學術與政治》來反觀，兩人的人生經曆無非是以學術和政治作為畢生的“誌業”。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卻接受過係統的學術訓練，並一度試圖謀求大學教職；韋伯是一位大學教授，卻不是一個局限於書齋的學院派，聲稱“我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科學研究對於我首先是一種業餘消遣”[5]。馬克思以“改變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來自期自許；韋伯“屬於最後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對學術做出超然的貢獻之餘”，“同時還是政治上的領導人物”[6]。兩人都是學者，一生之中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述展開，艱苦的研究工作卻都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雖然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他們生前就已經產生重大的社會反響，但其主要著作卻是在身後才得以麵世[7]，並產生世界性的影響。[8]兩人都是政治家，雖然都對現實的政治運動滿懷熱情，但實際從政的經曆卻很有限。馬克思曾積極投身1848年革命，並一度中斷學術研究來領導“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韋伯曾作為德國代表團顧問，參加過“凡爾賽和談”，還擔任過魏瑪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顧問。遺憾的是，這些時期在兩個人的一生之中都很短暫，他們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扮演“思想導師”或是“精神領袖”的角色，最終他們還是選擇回到書齋反思時代的精神。為什麽馬克思與韋伯具有如此相似的人生軌跡呢？馬克思在中學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給出了答案：
如果我們生活的條件容許我們選擇任何一種職業，那麽我們就可以選擇一種使我們最有尊嚴的職業；選擇一種建立在我們深信其正確的思想上的職業；選擇一種能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接近共同目標（對於這個目標來說，一切職業隻不過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職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