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性研究的關鍵在於特定視角的選取。隻有建立起比較對象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比較研究才真正成為可能，這需要發現二者共同的問題域。在很多人看來，馬克思強調經濟活動對人類曆史的決定作用，韋伯卻堅持資本主義的起源離不開某種精神因素的製約。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出現，兩人的思想差異被人為地標示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似乎二者思想的比較很難建立起一種內在的關聯性，在此基礎上的“探討”不過是一個個觀點的羅列而已。這種比較無疑是外在的，因而是缺乏深刻性的。
馬克思與韋伯思想比較研究的前提，便是選取兩者共同的問題域，這一視域根植於對時代問題的把握。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家的工作往往包含著對其所處時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對這個時代問題的“診斷”。韋伯在論述所處的時代時強調：“我們每個人今天在精神上所體會到的世界，已是一個深深受到尼采與馬克思影響的世界。”[1]我們對“現代”的理解，深深受到馬克思與韋伯的影響。對於資本主義時代，也就是廣義的現代，馬克思與韋伯的“時代診斷”具有重大意義，構成現代社會理論的基礎，成為其後任何思想家理解現代社會的理論前提。為此，現代性批判的問題域使馬克思與韋伯思想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
現代性批判的問題域是由馬克思開啟的。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過“現代性”一詞，但他基於對社會曆史發展的深入考察，“對現代性理論關注的基本問題提供了獨特的、實質性的理解”，其中“無不蘊含著對現代性的間接的診斷”[2]。貝斯特和科爾納就認為，馬克思是“第一位使現代與前現代形成概念並在現代性方麵形成全麵理論觀點的主要的社會理論家”[3]。列寧針對《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關於“現代社會”的提法，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既然馬克思以前的所有經濟學家都談論一般社會，為什麽馬克思卻說‘現代’社會呢？他在什麽意義上使用‘現代’一詞，按什麽標誌來特別劃出這個現代社會呢？”[4]筆者認為，正是在馬克思這裏，確立起現代性批判的兩個基礎性意向：一個是存在論基礎與意識形態批判，一個是“在自然規定上”和“在社會規定上”的雙重“物化”。韋伯以文化論與製度論來考察現代性，同樣涉及現代性問題的物質層麵和觀念層麵，合理化構成其分析現代性問題的主要維度，並對後來的技術批判理論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因此，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可以納入馬克思開創的現代性批判的問題域，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馬克思問題的回應。通過對現代性批判問題域的厘定，我們發現了馬克思與韋伯思想比較研究的可能性空間，這構成馬克思與韋伯思想比較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是全書的思想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