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京·羅特在為瑪麗安娜·韋伯的《馬克斯·韋伯傳》撰寫的導讀中談道：“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因其成就的內在質量而比他們的時代更加長壽。”[1]馬克思、韋伯和塗爾幹作為西方古典社會理論的三大創始人，奠定了現代社會理論的基礎，影響了我們對“現代”的認識。特別是馬克思與韋伯不僅在思想主題、研究對象上緊密相關，並且這種“關聯性”產生了巨大的效應史力量。馬克思與韋伯圍繞現代性的起源、發展、後果、趨勢，從各自獨立的視角展開了思考，完成了對現代社會結構和機製的透視，其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子係統。現代學者如果試圖在社會理論領域有所建樹的話，勢必要通過反思馬克思與韋伯的學說才能夠獲得學術話語權。例如，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都是在綜合以馬克思與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社會理論的基礎上而完成自身的體係建構的。
一、馬克思與韋伯思想比較研究的意義
如果僅僅憑借理論的深刻性和係統性，馬克思與韋伯的學說還隻能算作是思想史上的“活化石”。然而，思想史中的體係與科學史中的體係具有本質上的區別。在科學史上，哥白尼革命是對托勒密宇宙體係的否定，牛頓經典力學體係隻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個“特例”；在思想史上，亞裏士多德並沒有遮蔽柏拉圖思想的光芒，康德的批判哲學也沒有因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失去價值。這正如黑格爾所言：
偉大的靈魂——哲學史上的英雄們的身體，他們在時間裏的生活，誠然是一去不複返了，但他們的著作卻並不隨著他們而俱逝。……哲學工作的產物並不是寄存在記憶的廟宇裏，作為過去年代的古董，而它們現在仍同樣地新鮮，同樣地生動，如它們初產生時一樣。哲學的著作和效果是不會為後繼者所推翻和摧毀的，因為其中的原則不是業已過去的；我們自己也是出現在其中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