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韋伯的現代性研究體現出不同的方法論原則，“馬克思對比於韋伯，乃是黑格爾對比於康德的問題”[1]。馬克思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黑格爾的學生：“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麵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裏，辯證法是倒立著的。為了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2]為此，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指出“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本質上乃是物質性的運動，而非意識或精神的運動，其理論成果便是《資本論》——這一“大寫的邏輯”。辯證方法構成馬克思現代性研究的方法論原則，貫穿於存在論基礎、意識形態批判、社會關係層麵的“物化”、生產過程層麵的“物化”四大問題的研究之中，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內核就是現代性的辯證法。韋伯則是一位具有濃厚新康德主義色彩的社會理論家，“韋伯圈”的文德爾班、李凱爾特、拉斯克等人本來就是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文化論和製度論、現代性興起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區分，還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社會行為的類型、經濟社會學中行為取向的類型、政治社會學中統治的類型、宗教社會學中各種宗教和文化的類型，這些各種類型的劃分，並沒有高下優劣或發展階段上的區別，都不過是韋伯所謂方法論上的“理念型”。“理念型”方法集中代表了韋伯因果多元性、價值多元化的主張，此外還強調事實與價值的區分，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受到新康德主義的影響。“韋伯認為實在是一種‘無限的多麵性’，在這種龐雜的多種多樣中，人們所能掌握的、理解的隻是一小部分而已。”“科學並不是與人的活動完全無關的客觀知識，而是反映了人的‘文化旨趣’”；“‘價值取向’決定了事情是否值得做科學的考察”[3]。施路赫特指出，韋伯的社會學“立足於認識結構論，倫理的與非倫理的價值分明論，立足於人生而與之的明智性理論”，其誕生隻能“從康德精神中來理解”，其解決問題的方式乃是“堅持悖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