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於曉、陳維剛翻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30多年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該書引發的熱潮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學術史上少有望其項背者。無獨有偶，日本、韓國、港台地區韋伯研究界所關注的重點也是現代化與儒家傳統之間的關係。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韋伯對於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的精神動因所進行的深刻分析，其所揭示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興起所具有的“選擇的親和性”，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社會探索現代化的道路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亞現代性的興起，以西方為中心的一元現代性觀念備受質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對“韋伯命題”的重審、反思與重構，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
一、“韋伯命題”的雙重含義
在西方，關於現代性的理論脈絡可謂源遠流長，其發生肇始於啟蒙運動。現代性的概念十分複雜，在哲學意義上的現代性被視為一種理性化、體係化的“社會知識和時代”（哈貝馬斯），或是一種“態度”和“精神氣質”（福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和科學革命的進行，個體的理性和主體性意識得以自覺，社會文化從中世紀的神學籠罩下解放出來並且世俗化，個體自由、社會平等、科學至上等價值觀念逐步成為主導話語。[60]哈貝馬斯在其著作《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對“現代性”問題的發生演變進行了梳理，並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基本囊括了17至20世紀西方思想界的精英，其中就包括馬克斯·韋伯。
韋伯與馬克思、塗爾幹並稱為經典社會理論的三大創始人，他確立了理解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傳統。他對宗教社會學、比較文化研究、社會哲學等多個領域作出的貢獻，對20世紀的整個西方學術界影響深遠。如果要從他的著述和手稿中抽繹出一個關鍵詞的話，那就是合理化。韋伯將合理化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在他看來現代化是一個合理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多層麵的。哈貝馬斯借用西方社會學自帕森斯以來普遍通行的“社會—文化—個人”的模式，對韋伯所講的合理化概念進行了分析：在社會層麵表現為經濟行為的可計算性和政治行為的製度化，韋伯著重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技術化的經營管理和國家機構中的科層製度；在文化層麵，宗教神學的世界圖景被世俗的、科學的世界觀所取代，韋伯稱之為“世界觀的祛魅”，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是社會整合的權威類型的轉變；在個人層麵，倫理價值觀的轉變，由強調動機的信念倫理轉變為注重後果的責任倫理，在基督教傳統中，經宗教改革而產生的新教徒將禁欲主義入世精神和天職觀轉化為一種社會行動，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源。[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