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批判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主題。尋溯技術批判的理論淵源，往往都歸結為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從合理化的視角來反思，韋伯把現代技術的本質判定為一種形式合理性。在處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技術批判理論家看來，技術的實質就是形式合理性，技術批判與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存在著一種“路徑依賴”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技術批判理論以韋伯的“現代性診斷”為起點，可以視為韋伯思想的延續。正是由於韋伯的影響，技術批判得以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裏擴展到現代社會生活的諸領域之中，從現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視角，上升為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問題。
一、現代技術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合理性
技術批判是對作為“時代問題”的技術之理論回應，而這一問題之呈現直接歸功於韋伯的“現代性診斷”。合理化構成韋伯“現代性診斷”的基本研究範式，並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技術批判理論產生重要影響。
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涉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區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種事實的判斷，主要被歸結為手段和過程的可計算性，其本質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計算與權衡，集中表現為工具理性；實質合理性是一種價值的判斷，其合理性來源於目的自身，集中表現為價值理性。在韋伯看來，形式合理性的實現離不開技術。根據韋伯的“現代性診斷”，資本主義的產生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擴展，實質合理性的日趨萎縮。在現代社會裏，不僅經濟活動是一種精確的計算行為，社會勞動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官僚製、甚至思想文化領域的意義喪失都是合理化的結果。正所謂，“再沒有什麽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而這就意味著為世界除魅”[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