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試圖界定現代性的含義：“一種普世性的轉換每一個體、每一民族、每種傳統社會製度和理念形態之處身位置的現實性（社會化的和知識化的）力量，導致個體和社會的生活形態及品質發生持續性的不穩定的轉變。”[3]這種界定揭示出現代相對於前現代所具有的某種複雜性。無論是馬克思，還是韋伯，抑或是塗爾幹的思想，都涉及對現代社會的一種複雜性理解，也即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雙重考量，而絕非是單一因素的考察。他們對現代性存在論基礎的認定，都是出於對現代性諸因素總體性的考量，這在馬克思那裏表現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統一，這在韋伯那裏表現為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的統一，這在塗爾幹那裏表現為製度論與觀念論的統一。
一、經典社會理論家對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理解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研究堪稱經典社會理論的典範。通過對現代社會“資本”原則的揭示，馬克思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雙重視角為我們完整地呈現出現代社會生活的麵貌。恩格斯曾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命題作出過經典性的概括：“每一曆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曆史才能得到說明。”[4]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義上，論述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5]從根本上講，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構成了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而不是康德意義上的主體性或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這樣，馬克思肯定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並在此基礎上給予現代政治活動和精神活動以唯物主義的說明。可見，在馬克思關於現代社會的闡釋框架中，物質生產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馬克思十分清楚地說明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同其他社會關係之間的聯係，並且指出了物質生產因素在何種意義上和何種限度內決定著其他社會關係。現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來展開，乃是由資本邏輯在現代社會的貫穿所決定的，在現代社會中，資本正是掩蓋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決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