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從合理化視角來反思技術，把現代技術的本質判定為一種形式合理性。在韋伯看來，由於現代技術強化了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已經不再是靈魂拯救的工具，因而對技術導致的後果持悲觀主義態度。在後來的技術批判理論家那裏，現代技術的實質就是作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技術批判與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存在著一種“路徑依賴”關係。既然現代技術批判是以韋伯的“現代性診斷”為起點，那麽就可以視為韋伯工作的延續。
一、作為形式合理性的技術
技術批判乃是哲學家對已經凸顯為“問題”的現代技術的自覺回應，而這一問題之所以能以“時代問題”的方式凸顯出來，直接地要歸功於韋伯的“現代性診斷”。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矛盾構成韋伯“現代性診斷”的基本架構。哈貝馬斯分析了韋伯對合理化的考察：“韋伯最初隻是從運用手段的角度考察了合理性。後來韋伯從目的行為中區分了兩種合理化內涵，這個時候他才對合理性概念進行了甄別：不僅手段及其運用方式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說，可以有效地幫助達到一定的目的；目的本身也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說，在具備一定的價值、手段和其他邊界條件時，對目的的選擇也可以具有客觀正確性。”[57]在韋伯看來，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實的性質，主要被歸結為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其本質就在於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計算和權衡，是一種客觀的合理性，集中表現為工具理性；實質合理性具有價值的性質，它是關於不同價值之間的邏輯關係判斷，其合理性來源於目的自身，是一種主觀的合理性，集中表現為價值理性。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的手段和程序主要就是經驗科學和技術。根據韋伯的“現代性診斷”，現代性的生成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擴展，實質合理性的日趨減縮，不僅現代性經濟活動是一種精確的計算行為，社會勞動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官僚製、甚至思想文化領域的價值中立和意義喪失都是合理化的結果，“再沒有什麽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而這就意味著為世界除魅”[58]。哈貝馬斯闡釋了合理化在現代性生成過程中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