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從存在論基礎入手展開現代性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構成他思考技術問題的基本框架，因而生產和技術就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在對生產—技術的追問中，馬克思研究了現代生產過程。俞吾金指出：“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敘述方式中，再也不能以無條件的、抽象的方式來談論生產力以及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現代科學技術的所謂絕對的進步性和革命性了，而應該結合人類的總體生存環境所麵臨的危機，對現代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負麵功能及曆史作用的限度予以高度關注並做出具體的分析。”[3]
一、生產—技術在人類活動中的定位
生產—技術在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中處於何種地位？這源於生產—技術在人類活動中的定位，這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緊密關聯。理解生產—技術的本質，必須將其安置於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背景下。我們發現，生產—技術是作為實踐活動的一種樣態。在實踐哲學傳統的流變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本質含義也發生著變遷。大致上，人們對實踐概念的理解經曆過亞裏士多德的倫理—行為範式、培根的技術—功利範式與馬克思的生產—藝術範式。[4]
亞裏士多德的倫理—行為範式奠定了生產—技術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地位。《形而上學》第六卷第一章按照不同的“存在”，對理論學科進行分類，更明確的是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對理性靈魂各種能力的分析。有鑒於科學（episteme）、努斯（nous）和理論智慧（sophia）同屬理論活動（theoria），因此從總體上看，亞裏士多德是將人類活動分為理論或思辨、實踐和創製三種基本方式，而其德性則分別是理論智慧、實踐智慧和技藝。理論的對象是“由於必然性而存在的”，即“永恒的”；而實踐智慧和技藝的對象則都是“可變化的事物”。理論活動的目的是獲得關於永恒事物的絕對確定的知識，“是對於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種解答”；而實踐智慧則是一種不那麽確定的知識，“不是隻同普遍的東西相關”，“也要考慮具體的事實”，“尤其是需要後一種知識”，甚至亞裏士多德還提出“不知曉普遍的人有時比知曉的人在實踐上做得更好”。因此說，實踐智慧是“一種同善惡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求真的實踐品質”[5]。亞裏士多德還特意強調，實踐並不是技藝，技藝也不是實踐。實踐是一種自身構成目的的活動，而技藝的目的則在活動之外。以此來論，理論與實踐是同一類活動，而技藝則屬於另外一類活動。理論與實踐的目的在於自身之內，因而是一種自由的活動，而技藝的目的在於活動之外，所以不是自由的活動。在亞裏士多德看來，生產—技術對於人類生存是必要的，因為技術或者“豐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類的娛樂”[6]。由於技藝活動相對於實踐和理論活動的殘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顯地低於前兩種活動，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將技藝定位於低於理論和實踐但高於經驗的知識和智慧。[7]與之相應，城邦裏的工匠的地位明顯低於從事政治活動和理論活動的自由人。當然，這種觀念具有一定的社會曆史根源，在古希臘生產勞動大都由奴隸承擔，“財富並沒有內在的價值，它們隻帶來‘私人享受’而已。當時人們也賤視勞動，視勞動與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8]。亞裏士多德的技藝概念將一些門類的藝術活動也包括了進去，因為在希臘人看來，“雕塑家與木工並無不同”，“因為這兩種生產都需要耗費體力，而這對於希臘人來說又總是被貶低的”[9]。其實，這種觀念早在柏拉圖那裏就開始了。例如，他把床區別為“自然之床”——理念或是相、“木工的產品”和“畫家的產品”，分別有神、木匠和畫家來“掌管”。[10]在亞裏士多德倫理—行為範式中，生產—技術是低於實踐的，是人類被迫從事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