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時代已經是“機器和大工業”的時代，現代技術無疑成為一種“觸目”的現象，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也必然存在著大量的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因素的論述。“在現代社會中，技術已經成了社會生活的一種普遍的中介，這是馬克思的偉大發現。”[1]即便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發展出一套係統的技術批判理論，但他始終以各種方式活躍在技術批判理論之中，他對生產—技術的追問，為其後的技術批判理論家們留下了豐厚的思想資源。赫勒認為：“正是由於馬克思分享了十九世紀的宏偉幻覺，尤其是有關技術發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極其積極的潛能的宏偉幻覺，他能夠較他的前輩和後來者們更加激進地拒絕現代性的現今階段（資本主義）。”[2]韋伯的“現代性診斷”雖然沒有直接導出對形式合理性以及現代技術的批判，但他對現代性後果的憂慮已經包含了後來技術批判的主要因素，因為技術在他那裏就是形式合理性的核心內容。而在後來的技術批判理論家那裏，現代技術的實質就是作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可以視為韋伯工作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