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現代性製度的考察，還是文化的考察，韋伯的現代性研究都貫穿著合理化這一思想主線。合理化是韋伯用以分析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基本維度，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矛盾構成其社會批判的基本架構。庫爾珀指出：“在現代生活的這些領域中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特殊變化：形式合理性相對於實質合理性具有了優先性。”[45]在現代性的生成過程中，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擴展，實質合理性的日趨萎縮，造成世界的“除魅”，現代社會生活的諸領域都表現為合理化的過程。不僅現代性經濟活動是一種精確的計算行為，社會勞動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官僚製，甚至思想文化領域的價值中立和意義喪失都是合理化的結果。韋伯的“現代性診斷”為20世紀哲學呈現出了一個黯淡的“現實”，批判理論正是以這個現實為起點的。馬丁·傑指出：“即使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範式已失去了其活力之後，批判理論也仍然保持著重要性：它意外地適應了在其初創時期隻是朦朧覺察到的一個時代的關切和焦慮。”[46]
一、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
在考察韋伯現代性研究的兩大部類——文化論和製度論之後，我們發現韋伯的現代性研究貫穿著合理化這一思想主線。在韋伯研究界，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研究範式轉換，學者們在以合理化主題詮釋韋伯思想這點上形成了某種共識。[47]
施路赫特是以合理化來詮釋韋伯的代表性人物。他總結了合理性在韋伯思想中的三重意蘊：
首先，理性主義（引者注：合理性）意指一種通過計算來支配事物的能力。這種理性主義乃是經驗知識及技能的成果，可說是廣義的科學—技術的理性主義。其次，理性主義意味著（思想層次上）意義關聯的係統化，即把“意義目的”加以知性探討和刻意升華的成果。這一份努力乃源自於文化人的“內心思索”：人們不但要求將“世界”當作一個充滿意義的宇宙來把握，更必須表明自己對此“世界”的態度。這層含義下的理性主義可稱為形上學—倫理的理性主義。最後，理性主義也代表一種有係統、有方法的生活態度。由於它乃是意義關聯及利害關係製度化的結果，可稱為實際的理性主義。[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