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正是把現實性的社會關係理解為人的本質規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類本質，馬克思才實現了從“異化”到“物化”的邏輯轉換。從社會關係本體論出發，馬克思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圍繞現代性社會關係批判展開。這樣，社會批判理論在馬克思那裏就表現為一種現代性社會關係批判。
一、從“異化”到“物化”的邏輯進展
馬克思將現代性的本質視為一種“物化”，這一對現代性本質的“透視”卻經曆了一個艱難的理論轉變過程，即實現了從異化論到物化論的邏輯轉換。實現這一轉變的關鍵環節在於現實性的社會關係取代了抽象的類本質，成為人的本質規定性。按照廣鬆涉的考察，馬克思實現這一轉變的界限大致上在1845年，這一界定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在高度評價恩格斯的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之後，回顧到：“當1845年春他（引者注：恩格斯）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3]這種對“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批判首先源於對黑格爾哲學本質的理解。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指出過其哲學的基本原則：“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4]這一原則將“精神”推向極致，即達到了一種無限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主—客體的統一。廣鬆涉指出“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站在‘主觀—客觀’模式的頂點”，“黑格爾哲學，縱然處在‘主觀—客觀’的圈子裏，但是，它有著克服‘主觀—客觀’的二元對立的誌向”[5]，並且通過將絕對精神視為實體—精神的“絕對唯心主義”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這一誌向。而黑格爾實現這一誌向的機製就是“精神”的異化和複歸。“黑格爾以後的哲學形式”由於其所“談到的全部問題終究是在一定的哲學體係即黑格爾體係的基地上產生的”，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根本上依賴於黑格爾哲學的“異化”邏輯。針對鮑威爾所說的“‘自我意識設定世界、設定差別，並且在它所創造的東西中創造自身，因為它重新揚棄了它的創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別，因為它隻是在創造活動中和運動中才是自己本身，——這個自我意識在這個運動中似乎就沒有自己的目的了’”，馬克思曾明確指出，“這些說法甚至在語言上都同黑格爾的觀點毫無區別，而毋寧說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爾的觀點”[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