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在《後民族結構》中描述了現代性的生成過程：“隨著傳統世界觀的解體和文化合理性的發端，私人化的信仰立場和內在化的良知道德逐步傳播了開來。特別是‘新教倫理’培養起了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並進而確保形式合理性的行為方式能夠紮根到實質合理性當中。但是，隨著現代化的逐步展開，行政領域與經濟領域越來越相互獨立，它們的組織合理性擺脫了宗教價值趨向的動因基礎。新的法律行為領域最初使得個人從前現代或早期資產階級社會的共同體當中解脫了出來，最後變成了韋伯所批評的‘鐵籠’。馬克思早就不無諷刺地指出了自由概念在‘自我的雇傭勞動’這一說法當中所具有的矛盾意義：一方麵，擺脫了封建的依附關係，另一方麵卻無法擺脫剝削、貧困和失業等資本主義的宿命。獨立行為係統越來越複雜，針對這種情況，韋伯發現到處都存在著規訓中的自由，隻是形式不同而已。韋伯從官僚化和法律化的規訓強製出發，勾畫了一個宰製社會的黑暗圖景。”[1]從社會關係本體論出發，馬克思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圍繞現代性社會關係批判展開，這一過程伴隨著從“異化”到“物化”的邏輯轉換。這樣，社會批判理論在馬克思那裏就表現為一種現代性社會關係批判，他將現代性這一“時代問題”把握為經濟問題，因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最終隻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批判，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盡管韋伯從未像馬克思那樣試圖從某一明確的視角透視現代性，甚至有意避免運用某種單一的模式來解釋社會的發展，但無論是他對現代性製度的考察，還是文化的考察，都貫穿著合理化這一思想主線。合理化是韋伯用以分析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基本維度。在現代性的生成過程中，形式合理性逐步擴展，實質合理性日趨萎縮，造成世界的“除魅”，現代社會生活的諸領域都表現為合理化的過程。